穿着便衣，朱良玉和往常一样，在北京某商场广场南门附近执勤。一个40岁左右的中年妇女引起了他的注意。这名妇女虽然在逛街，但手里总拿着个大围脖，压根儿不看货物一眼，眼神只瞄着人。

　　从一楼到二楼，再到三楼、四楼，最终又折回一楼，这名妇女反复走了好几趟，最后到三楼的羊毛衫柜台停住。面对着年轻女顾客，她用围脖挡住手，没几秒钟，她肩膀猛然向上一抖。

　　“小偷得手了！”朱良玉判断。他上前一把抓住妇女的肩膀，对方却转过身朝朱良玉脸上吐了口唾沫，“你神经病，我才不是小偷，我是你们的上帝！”朱良玉连拽带拖，好不容易将她带到保卫部，没发现失主的钱包，朱良玉只好向她赔礼道歉。

　　感觉憋屈的朱良玉没死心，他跑到监控室来来回回地查看录像。原来，女贼也讲究配合，拿到钱包后，她第一时间将它甩在地上，被接应的同伙顺势捡走。朱良玉的轴劲儿上来了，他留心了半个月，终于等到这名妇女重施故伎，赶忙带人抓了个正着，把她和3个同伙一起送上警车。

　　但凡遇上朱良玉巡逻，辖区里的不法商贩掉头就跑。因为长得黑，他们还给他起了个外号——“黑猫警长”。干保安的25年里，朱良玉带队抓获各类犯罪嫌疑人624人，破获盗窃案160多起，扑灭火灾10余起，挽回经济损失500多万元。

　　从普通的基层小保安开始，当班长、分队长、中队长、大队长，朱良玉目前担任北京市保安服务总公司海淀分公司副总经理，也是保安行业里唯一的全国劳动模范。

　　他还是第十二届全国人大代表，曾向人大提交了多项涉及农民工和保安问题的建议，发表了10多篇调研的文章……因为把这份不容易被理解的工作干出了大名堂，他被称为中国“最牛”保安。

　　“战争年代靠解放军，和平年代靠警察，日常生活就得靠保安。”在朱良玉看来，涉及安保的很多问题，如果在发生前期不及时处理，就会造成大麻烦，他对自己有个要求——做辖区第一个发现问题的人。

　　来北京之前，他对保安的职业没什么概念。高考落榜后，他铆足劲儿创业，在山东老家干养殖，本以为能搭上时代的顺风车成为万元户，结果遇上一场大暴雨，淋跑了鱼，淋死了鸡，也浇灭了他的创业梦。要账的人隔三差五找上门来，朱良玉卖了家里唯一值钱的牛，攥着300元开始北漂。

　　他原本以为，这工作戴大檐帽、穿笔挺的制服，应该和警察差不多，挺有威严。没想到上班第一天，他照着流程给小区居民敬礼，请他们出示证件，一名女同志直接嚷嚷“甭理他，我们进去，这就是看门狗”。

　　朱良玉蒙了，差点儿冲上去和他们比试，但想起公司“打不还手、骂不还口”的工作方针，只好忍下来。事后，他拿到了自己职业生涯的第一个奖状，是保安公司颁发的“委屈奖”——风格高尚奖。那段时间，他感觉这份工作实在不好干。

　　转折点发生在一天夜里12点多，他一个人从执勤单位踱回宿舍。天气格外冷，路上也几乎看不见人，进了巷子，他总觉得背后有人跟着，后来发现是位30多岁的大姐。对方态度诚恳地说，自己是附近的工人，下夜班回家，走这段路总觉得心里慌。看朱良玉穿一身保安制服，跟着他才觉得踏实。

　　“我也不是一个只会遭人白眼的保安嘛。”朱良玉想，这份工作并不是时刻处在阴暗的角落里无人问津，小保安也能带给很多人极大的安全感，换一种“高大上”的理解，保安也是社会建设中不可或缺的一分子。

　　朱良玉曾在北京海淀区翠微大厦带队执勤。因为地形复杂，这里还一度被定义为“最令人头疼”的安保区域。那时候，商场刚开业，一帮专吃“开业饭”的盗贼经常光顾，一天遇到四五起盗窃案都是常事儿。为此，朱良玉时刻紧绷着神经，从发现问题到等待下手，常常一盯就是两三个小时。

　　重大案件的破获总有他的身影。一次，翠微大厦某间财务室被盗走20万元现金，惊扰了附近的居民，也惊动了警察。海淀公安分局成立专案组前来逐个排查。大厦人流密集，人员流动频繁，他们只能看监控录像。监控放到凌晨的一个画面，一名男子抱着纸箱走出财务室，协助办案的朱良玉一下喊出了该男子的名字。原来，这是个最近常来翠微大厦蹓跶的无业青年，每天雷打不动巡逻的朱良玉对此人再熟悉不过。

　　有了朱良玉带队，翠微大厦附近的治安状况让人踏实。有记者来试探，暗地里以消费者身份故意在商场里丢了3次包，可每次还没走远，就被保安队员追上来提醒。一篇名为《在翠微大厦想丢东西都难》的报道由此而生。

　　抓贼看起来风光，但实际上危险重重。朱良玉的腿上有道长长的伤疤，是跟小偷搏斗时被刀刺伤的。他断了不法分子的财路，就有人“不让他好过”。朱良玉被人在路上堵过，家门被铁丝和木棍团团塞住，窗户还被人用砖头砸出个大窟窿。

　　朱良玉管理过小区、商场的安保工作，也曾为一些公司的安保工作服务过。他觉得保安工作“说大也大，说小也小”。对于一些公司来说，访客第一个接触的是保安，离开时最后一个告别的还是保安。“这就是单位的第一张名片，我必须得干好”。

　　在平日，保安需要耐得住寂寞，按部就班站好岗，大部分时间比较枯燥；但一遇见突发险情就是十万火急。“天不怕，地不怕，就怕晚上来电话”。

　　辖区突然起火的情况他没少遇见过。一次，附近的地下室失火，下了班的朱良玉立刻赶回现场，看见浓烟弥漫的地下室，他二话没说，拎着2个灭火器钻进了浓烟。那次，他用掉7个灭火器，身上被灼伤好几处。

　　作为保安管理干部，朱良玉这些年更重要的任务，是带着队员参与上级交办的党和国家重大活动安保工作——哪怕更多是在局部区域和外围区域服务。他和战友们完成了“复兴之路”、“红军长征展”、2007年国庆天安门广场升旗、北京奥运会等1000余次重大活动的安全保卫任务，每次都安全完成。

　　普遍来说，保安工作门槛不高，学到的技能也相对有限。“打铁还需自身硬”，他硬着头皮迈进学校学习。值班的空当，他拿出书来读。他还买了随身听，在路上边听边学。从经济学到行政法，朱良玉一一攻克，他先后考取专科、本科、研究生学历。

　　他总认为，年轻人跟着自己当几年保安，如果没出息，那自己就是在误人子弟。所以他总鼓励手下的人学习。他管理辖区的保安队员里，60多人考了大专以上的文凭，20多人被评为区级以上先进工作者，有40多人先后被提升到保安管理岗位，还有人转行当起老板。

　　励志故事的背后，也有现实社会沉重的一面。朱良玉现在还住在租来的房子里，直到7个月前，他才搬离地下室。儿子刚上大学，妻子没有工作，很多年来，他们全部的收入就是朱良玉每月五六千元的工资。

　　他承认，就目前来说，这项职业的社会认可度远远不够。有时候他也很心痛，队里的小伙子交了女朋友，不敢说自己的具体工作，因为说了，很可能就会被分手。

　　他开始琢磨，怎么能切实提升保安的职业荣誉感。中国的保安有450多万人，是不可或缺的治安力量。但从实际来讲，大部分迈入这个岗位的年轻人，开始都是因为无路可走。

　　“保安上升通道窄，付出多，得到的相对少。”朱良玉曾把建议带上两会，呼吁提高保安的工资待遇，加强保安权益保障，稳定保安队伍。有一年，北京团里的55名代表一共提出85个建议，光是朱良玉一人就提了14个。

　　这名人大代表总感觉自己肩上的责任沉甸甸的。“如果我不发声，那就等于450万名保安不发声。”为了把建议切切实实地“打在点子上”，他跑遍相关安保企业了解情况；有关安保行业“营改增”后征税等建议，得到了相关部门的答复。

　　他想让老百姓看到，想让更多的企业知道，其实保安不仅是站岗、巡逻、押运、放哨的小角色，这些人长期驻守一线，对地域熟悉，侦查经验也丰富，他们能够参与到更多的安全防范工作中，比如对大楼重要部位的评测和安装防盗系统的评估。

　　自从迈入保安行业的大门，朱良玉一直“很忘我”，“进步的愿望特强烈”。他攒下三四书包的奖状，年年的先进称号都没落下。安保服务已成为解决农村剩余劳动力和城镇待业、失业人员再就业的重要平台，而朱良玉要做的，就是按照社会需要提高业务知识和能力。

　　一辈子坚守在这样一个看似平凡的岗位，朱良玉觉得挺满足。他现在管理的辖区有80多个单位，每天往返于这些单位之间，找保安聊工作，和分管负责人谋改进，也和其他保安公司谈心得。

　　其实，社会上从来不乏保安的励志故事。比如北大保安张俊成，工作期间也曾努力考学，目前担任一所中等职业学校的校长，带领813名师生冲出被大山包围的世界。但朱良玉给自己的定位是干好本职工作，帮助保安实现自我的进一步跃升。

　　在北京市总工会和科委的支持下，朱良玉全国劳动模范创新工作室成立了。这个工作室主要以社会治理的安全、防范、评估为主，他们希望将普通保安工作变得更加科学化，比如站岗从固定到流动，实现交叉巡逻；培养保安更多的处理突发事件的应急能力，这些实操技能还被写入教材中，正准备推行。

　　朱良玉自己也搞不清楚，到底为什么喜欢这份不起眼的职业。后来，他偶然发现，1984年12月18日，中国首家保安公司在深圳蛇口诞生，这个日子被认为是中国保安的生日，而他的生日，恰巧也是12月18日。“可能就是种缘分”。

　　因为保安工作的特殊性，节假日的任务格外重，回不了家是常事。家里的老人已经80多岁了，但这么多年，春节假期朱良玉只回过一次家。获得全国五一劳动奖章的那天，朱良玉给家里打了个电话。电话那头，老母亲沉默良久，缓缓说，“你当保安，还真当出个状元来。”

来源：中国青年报

2018年12月21日 05 版