唐是一个充满壮健生命力的时代，书院诞生于唐，一点儿也不奇怪。在这个当时世界上最强盛的国度里，学子士人的朗朗读书声和源源不断刊印出来的文章典籍，是对帝国文化繁荣的注解之一。

　　唐代书院的产生有官府和民间两大源头，庙堂之高与江湖之远，汇流为后世书院的滚滚长河。

　　官府书院，更确切地说是丽正、集贤两大书院，由朝廷整理图书典籍的机构发展而来。

　　丽正书院是集贤书院的前身，开元五年（717），大臣们建议唐玄宗整理内府藏书，续修王俭《七志》和《隋书·经籍志》等目录著作。修书地点先设在东都洛阳的乾元殿，回长安后迁往丽正殿。开元六年（718），丽正书院宣告正式成立。

　　又过了7年，开元十三年（725）的初夏，唐玄宗在集仙殿和修书的大臣们讨论封禅的事情，聊得一高兴，把大臣们都夸成了“贤才”（与卿等贤才同宴于此），顺便就把“集仙殿”改成了“集贤殿”，“丽正书院”改成了“集贤书院”。唐玄宗还下诏称：“仙者捕影之流，朕所不取；贤者济治之具，当务其实。”

　　需要说明的是，丽正书院和集贤书院都是“连锁店”，毕竟朝廷修书是一个规模浩大的工程，一所书院完成不了。所以，当时有三所同名异址的丽正书院在同时工作，统一改名后又有了第四、第五所集贤书院。

　　从开元六年到开元二十八年（718~740），唐用了22年时间，完成了书院这一全新机构的设置，官府书院名分已定，卷入了帝国庞大的运转机构之中。

　　既然是政府机构，官府书院里面的工作人员都是有公务员编制的，设有学士、直学士、侍讲学士等职位。但书院和其他政府机构最大的不同是，它以文化事业为中心工作，活动大致可分为出书、藏书、讲学、赋诗、顾问五类，并没有其他具体政务。

　　学士是集贤书院的核心，均为一时之选。开元年间，书院初设，学士有中书令张说、散骑常侍徐坚、礼部侍郎贺知章、中书舍人陆坚——官名看不懂没关系，只要知道都是大官，而且都是一肚子学问就行。

　　但也不得不提官府书院中的一个角色——押院中使，这个听上去像安保一样的职位，由宦官充任，权力极大，“掌出入，宣进奏，兼领中宫，监守院门，掌同宫禁”。可以想象，当时的官府书院戒备森严，一派天家气象，在这样的环境中，整理整理书还可以，真想要解放思想、理论创新，恐怕还得仰头看看天子脸色。

　　传统观点认为，丽正、集贤书院是中国最早使用“书院”名称的机构，但事实上，在此之前，民间已有书院存在，最明显的例子就是湖南攸县的光石山书院。据地方志记载，唐玄宗之前有4所书院，除了光石山书院，还有陕西蓝田的瀛洲书院、山东临朐的李公书院、河北满城的张说书院。其中，瀛洲书院创建于唐高祖武德六年（623），比丽正、集贤早了近100年。

　　民间书院的诞生要感谢读书人，本是私人书斋，但因为那一点治国平天下的抱负，书斋向社会开放，成为公众活动的场所。套用现代话语体系，就是社会的公共空间，儒生、道士、和尚均可出入，颇有中华文明自古以来的包容之风。

　　由个人到公共，是书斋和书院的分野。

　　首家创业挂牌的是漳州龙溪松洲书院，这是中国第一所教学功能比较齐全的书院。根据史料推理，松洲书院创建于唐中宗景龙年间（707~710），无论如何都早于丽正、集贤。

　　《龙溪县志》记载：“松洲书院，在二十四都，唐陈珦与士民讲学处。”书院教学形式多样，既有针对“士民”的社会教育，又有“聚徒”授业的专门教学，教学内容则有儒家经典等。据说教学效果良好，“于风教多有裨益”。

　　陈珦最初有公职在身，为漳州文学教官，后期则以退休官员的身份“聚徒教授”。所以，松洲书院前期可视为“乡校”，后期则为私家“别业”。官私交杂，这也是后世很多书院的身份特征。

　　民间书院的功能，大致可分为藏书读书、游宴会友、吟诗作文、学术交流、教学授受、讨论政治、研究著述等七类。大部分民间书院将教育定为主要业务，这也成为书院在下一个发展时期的主流。

　　而民间书院和官府书院最大的不同，可能就是讨论政治时事。这种从诞生之初就铭刻的基因，在后世的某些时间点发扬光大，民间书院的话语权，甚至成为抗衡朝廷的另一个舆论中心，比如明朝的东林书院，那就是另一个波澜壮阔的话题了。

　　书院往往建在形胜之地，那时候虽然没有5A景区的评选，但这些书院主人一个个都具有专家的审美能力。比如，田将军书院“满庭花木”，四川南溪书院“风景似桃源”。即便没有占到好地儿，也一定设法“装修”。李群玉书院就种了两棵小松树，以求“松韵”长伴读书声。

　　严格要求环境，除了有“天人合一”的追求，其实也是对现实失望的逃避。尤其在唐由盛转衰之后，求“外王”而不得的知识分子，走向“内圣”之路，这是唐中后期书院大量出现的重要原因之一。

　　从唐初到唐中叶（618~712），书院在民间自生自灭，总共只有5所；从唐中叶到唐末（713~907），民间书院达到44所；五代十国时期（907~960），尽管天下大乱，50多年里也还有13所书院。

　　据邓洪波在《中国书院史》中的统计，唐、五代时期的70所书院中，除7所来源不明外，其他63所都有明确的“出身”。其中，8所为中央政府所建，2所为地方官员所建，合计10所，占15.87%，民间书院53所，占84.13%。

　　数字告诉我们，民间是造就书院的主要力量，这在之后的历史中也不断地被证明。在一个君君臣臣的社会，民间的力量如春风吹草野。

蒋肖斌 来源：中国青年报

2018年12月21日 04 版